你可能不知道这家企业，但它肯定在你的生活中出现过。

高端输注耗材、血液设备及耗材、药包材等，国内市场占有率为70％左右，骨科材料、血液净化、心内耗材等系列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为30％左右。数字抽象，具体到心脏支架、血液透析、种植牙、人造骨……这些近年越来越耳熟能详的字眼，足以让与我们中的所有人，与这家企业发生各种情形下的交集。

创建于1988年的威高集团，坐落在威海高新区，集团正式成立于1998年，是我国最大的医疗器械企业，2020年中国企业500强排名第375位，制造业500强第176位。在世界医疗器械前15大细分市场中，威高进入了11个领域，是全球品种最齐全的医疗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制造商之一，当前正向着“中国最强、国际一流，最受人尊敬的医疗器械和医药创新型企业”愿景而奋进。

疾病是最大的自我主义者，总把人生命中的所有机会据为己有，而这家不事张扬的企业，一直在默默守护着中国人的健康：集团正式成立30多年的当下，正携手30万医务工作者，直接为中国3000万患者服务。

说起中国制造，人们惯于想到航空、卫星、高铁、巨轮这样的大国重器，却无意中把“中国制造”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忽略。当我们走进威高这样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企业，才能清楚地理解到，民生视角观照下的中国制造，给我们带来的福祉。

 “你们威高做的是功德无量的事业”

尿毒症等肾病发展到血液透析阶段，病人还能够生存多久？

答案让人悲哀：国内2018年的统计，剩余寿命平均只有2-3年。

但在日本，这一数字却是17年。有一位日本老太太，41岁开始血液透析。威高创始人陈学利当年见到她时，她已带病延年了整半个世纪。跟踪她的病况，老人最终以97岁高龄离世。

这样巨大的差别，归结于血液透析技术的提高与普及。在威高做血透产业之前，中国没有一台可以与欧美日相媲美的临床血透机。昂贵的价格，落后的技术，足以让绝大多数中国病人陷入“透析等于死亡”的绝境。

但情况正因威高而改变：血透机从高、中、低通聚砜膜透析器，再到血滤器、透析液（粉）、血浆分离器等有超百种细分产品，威高一点一滴做起，历经20年，当前完成相关产品与服务全产业链覆盖，在晚起步整整40年的情况下，在国内透析器耗材领域实现了对德国品牌费森尤斯的超越。

自2010年建立第一家血液透析中心，威高已建成130家，病人存活率接近100%，且80%恢复了劳动能力。到2030年，威高透析中心可以直接治疗20万名患者，再通过和医院合作，覆盖到100万人，这些病人将获得15年以上的生存率。

这个事例，对了解威高及我国的医疗器械的发展情况，提供了一个最直观的模型：现代医疗体系建立于西方，几乎所有医疗器械都由国外发明，高端器械更是空白。30年前，从一间福利院工厂起步的威高，朝乾夕惕，孜孜矻矻，涉足1000多种医疗器械、20多万种规格，使中国医疗器械的整体层次大大提高。

作为医学进步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器械的一点儿进步，对患者就是难捱痛苦的减轻，甚至是起死回生：

透析用的是16号针，比牙签还要粗，一周如果三次透析，几乎没有人承受得了。陈学利记得，当年一名透析患者，是个14岁的小姑娘，治疗一次后，再宁死都不让扎针。威高通过对针尖的优化，病人扎针的痛苦大大减轻。当年的那位在生死线上徘徊的小姑娘，现在已经成为了孩子的母亲。目前国内几乎还没有血透用的人造血管，威高当前也正在着手该领域的研究，进一步为病人造福。

对医者也带来天使般的福音：威高常年与各大医院医生合作，有一半以上的工程师，根据临床医生的操作和想法随时创新与改良工具。治疗骨折，以往靠医生徒手去拽，不仅非常费力，而且必然牵引不均，对接不好是常有的问题。威高与骨科专家张英泽院士合作，多年来致力于手术牵引架的优化，已经做到了第11代，医生越来越顺手，手术的效果也越来越好。

在威高之前，中国所有高端医疗器材，全部依赖进口。昂贵的价格，意味着有成千上万的家庭在拿钱买命还是留钱保家这道残忍的选择题中，被迫选择了后者。所以看威高“中国制造”的民生意义，最直观的，是体现在医疗器械领域受制于人的局面的改写——－

威高进入之前，国内心脏支架只有进口的强生产品，一个四万元。威高进入后，直接拉低价格至1万之下，如今价格仍在不断降低，而当前带量采购的价格只有700多元；

90年代依靠进品产品，血透患者透析一次需1500元，威高血液净化公司成立后，变成了一次300元；

中国糖尿病患者40万人，以前胰岛素注射全部进口，成本100元/支，现在威高的20元/支。

……

截至2019年，威高已有100多种产品打破国外垄断。也就是说，在100多个领域，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拿钱买命还是留钱保家这道残忍的选择题中，得到了拯救。

而作为重要的“副产品”，这也带来了国家与全社会的巨大收益：这些年来，与国外一流厂商面对面竞争，只要威高进入的领域，价格都应声而落。在国家药品集中采购中，威高每每大比例中标，并拥有了一定的定价权，大大减少了国家支出。

几年前，李克强总理到企业视察，询问：“企业一年的产值是多少？”

陈学利回答：“我们一年产值是500-600百亿。但这些年来，通过进口替代，为国家社保节省支出3000多亿元。”

总理翘起大拇指，连连点头：“你们威高做的是功德无量的事业”。

 “中国制造”的成色

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一家医疗器械企业就可满足八成以上军人的救护需求。1987年，日本医疗器械行业产值已破万亿。面在中国，由于各种原因，医疗器械长时期处在近于被遗忘的角落。1989年，刚创办企业、也刚知道什么是GDP的陈学利，专门去查医疗器械产业所占比例，结果只是医疗大项中没有具体数字的一个小项。

说起“卡脖子”，很多人想当然地理解为那属于国家间的较量，似乎离百姓很远。事实上，中国的医疗器械行业，更形象地体现着这个表喻：严重的历史欠账，一直完全处于被“卡脖子”的境地。因此对于威高，一开始就赋予了以弱搏强、在医疗器械领域提升“中国制造”成色的悲壮使命。

而完成这一使命，逻辑再简单不过：要帮助更多的中国人，就需要用“中国制造”实现进口替代；要做到这点，就只有把技术搞上来。

以人工关节为例，因永久植入且损耗严重，只有生物相溶性好、耐磨损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能满足要求。但这种材料的高效率高品质制造一直是世界性技术难题，一直以来只有一家美国公司能够生产。也正因如此，这种从树皮中就可以提取到的低成本材料，一问世就卖到了每吨20万元，这些年更是 “打着滚”上涨，已经到了150万美元。每次提价，对方只需一个群发短信，连理由都不必说。

“为突破这道关节产品线，威高花了整整近6年时间，通过收购一家企业，最终研发成功。”骨科产业集团研发总监孙久伟介绍。

针、针、针、针……在威高展厅里，长短、粗细各一的针头密密地排列，乍一看没什么不同，细细探究，“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传说，在这里变成了“有物有真相”：

以前针头是锥子形状，扎进去后肉就直接撕开了，疼感明显，现在生产的针头表面斜面，五面研磨，直接切进去，只有轻微感觉。因为对钢的韧性和硬度有着很高的要求，还有面的研磨技术、针的内部冲洗技术，这个针以前中国做不了，现在威高终于能够生产了。打吊瓶的留置针，注射后抽出，聚氨酯套管却留在体内，下次就不必再扎针眼了，对于长期需要输液的病患，大大减轻了病痛。眼下因疫苗大“火”起来的预灌封针，不像普通针管，从西林瓶中抽出药液再打，而是生产过程中药物就已经封入针管，可以直接注射。在特殊时期，其高效得到了充分展现：耗费时间只有普通针管的1/3左右，以往用普通针管的话药瓶残留大约10%，现在打10支就节约了1支。在国内，当前只有威高一家可以生产，在国际也不过寥寥几家……

起家于一次性注射器的威高，围绕着“针”的文章，最好地见证了威高的二十几年间的成长史，就是这样一部技术进步史。

如今，威高80%以上为高新技术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威高实为披着制造业外衣的高科技企业。这些年，威高打造威高研究院、国家创新中心平台、北京及长春研发中心三大平台，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军事医学科学院、301医院等30多家知名大学、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建立了30多个研发机构。截至目前，全球临床医疗器械产品线300多大类，威高占到1/20，其中在多数无源医疗器械领域都能做到‘人有我优’，骨科、心内等部分领域已实现全球领跑。

加速度还在继续：威高启动了2000多名自有研发人员、4名中科院院士、全职聘用10名来自科研机构的高层次人才的创新布局。相关“威高计划”，有26个在研项目及10个战略前瞻储备项目……手握这样一批科研攻关“重型武器”，威高的目标：2030年，在国际上处于绝对技术领先的产品达到100种以上。

威高以自己的进取，赢得了世界同行的尊重，也几乎以一己之力，提升了国家在全球医疗器械行业中的地位——－

1997年陈学利与省医药局局长，一起陪同国家医药总局局长前往日本，到一家知名医疗器械企业参观学习。进厂后，只有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在一间小休息室座谈。不仅拜访社长的愿望被直接拒绝，甚至连参观展厅的请求都以“不方便”被拒绝。

到了2013年，陈学利带领威高团队受邀参加日本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年会，到达宾馆，那家企业的社长率5位下属，排成整齐一行，早早就在宾馆门前迎侯了。

 良心、诚心、忠心

“致富思源，回报社会”是威高集团的善行理念，三十多年一直坚守着，并付诸于行动。

 威高确定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良心、诚心、忠心”：讲良心，本分做人；诚心，善待他人；讲忠心，要对国家、对社会忠诚奉献。

陈学利说，讲良心，要求职工在本职工作中尽力尽为，本分做人。而“诚心”，要求职工除了做到在本企业内做人做事的基本要求，同时还要提高社会公信度，善待他人与客户。“忠心”是最高境界，要求职工不但要践行良心、诚心，做个“好人”，还要达到对家庭企业、社会、国家的忠诚。

在事关生死的医疗器械行业，存仁心、行善道，不仅是道德追求，而且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根基。

面对医疗器械行业曾经的空白，几十年来国内入行的企业不计其数，大浪淘沙之后，如威高一样真正做大做强的不过寥寥数家。这与其行业的强烈道德担当，自然不无关系。

威高从事的是与人生命健康息息相关的事业，刚开业时就视产品质量为患者的生命，也是企业的生命。1988年，企业建厂首款产品是输液器。第一批产品卖到了大连的一家医院，使用中出现漏液。毕竟以前都是用的胶管，能用上这种橡胶的已算难得，因此医院并没有特别介意。但陈学利坚持将产品全部报废，之后到山东省医疗器械研究院请来最专业的人来做，彻底研究成功了才重新生产。

一件产品不合格就全部重检返工的事，在每个车间都不新鲜：骨科车间生产的自断螺栓，每根市场价60块钱，一次一只螺栓的扭力值部分指标没有达到期望值，这批次2000多件产品全部销毁，价值接近15万元；去年初疫情初起时，合作的服装企业生产的一批防护服封条密封不严，威高立即“路上的调回，家里的停产”，召回的3万件防护服全部报废。又连续赶工48个小时，紧急制作了3万个新防护服。

如此较真，是因为这样的信念：别的产品可以有合格率之说，但对医药产品没有意义，因为事故对每一个具体病人，就是100%。所以在威高实施的精品战略中，10000-1=0。

由此，威高的产品合格率达到了令人难以质信的程度，例如TPE输液器,产品不良率，不足百万分之一。威高生产的预灌封注射器是药厂的上游厂家，实际上是一个包装系统，如果有质量问题，药厂的全部损失也全都由威高承担——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威高的质量保证。

企业都是逐利的，威高树立了这样的义利观：企业要赚钱，没有利润就干不去了，但我们赚的是良心钱，在社会价值面前，要有不计得失的情怀。

比如定价。这些年来，威高不断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很多领域有了定价的“特权”：最早进口心脏支架卖4万元/个，威高低一半卖，也能占领市场，但考虑到老百姓仍然用不起，所以最终定价不超过1万元/个。任何进口替代产品的定价，都这样在合理利润基础上尽可能往下降，遵循只有一条：“做中国人用得起的医疗产品”。

亏本买卖也不少。新冠疫情是一个“试金石”，直到现在，外界也想当然地认为，作为医疗器械龙头的威高，可以借此生意兴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疫情初期，各类医疗物资紧缺。威高利用绿色通道快速申请了防护服、隔离服、口罩等物资的产品注册证，紧急投入生产。防护服生产空间严重不足，威高暂停了特种导管产品的生产，将5000多平方米的净化厂房腾出来，这直接就带来了1000多万元损失。

疫情以来，威高生产的预灌封注射器产能需求持续增加。生产预灌封注射器的设备需要进口，为尽可能缩短运输时间，威高放弃了经济实惠但时效较差的海运，采用了包机空运，每次的运输费就多付100万欧元。 

在利益与良心的取舍前，威高有着一以贯之的基因：1998年，当时身为名不见经传的乡镇企业威高，迎来一个选择关口：市里推行镇办集体企业改制，按规定，陈学利个人出资147万元，就可获得企业所有权。但当时的陈学利坚决坚持进行集体改制，由企业员工们凑齐1470万元完成改制。当时，大多数员工对于“股份制”还很陌生，认领股份的积极性不高。陈学利一轮一轮做动员，最终剩下18%的股份实在分不出去，他才自己认领了下来。

“回报社会，是威高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陈学利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们把对社会的大爱挂在心中，用仁爱慈善温暖社会，尽可能伸出援手，帮助那些需要的人。

2004年，为让威海市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威高捐款100万元，启动了“威高光明行动”。该行动至今累计为2万多名白内障患者恢复了光明。“威高爱心工程”实施至今，累计救治脊柱侧弯青少年患者2000多人；每年助学，捐款500万元，帮助威海高中贫困生和考上大学的应届生；每年捐款千万元左右，2021年捐助1150万元，支持慈心一日捐；拿出2000万元开展中国无障碍活动；捐款1000万元，照顾健在的抗战时期没有享受待遇的退伍复员军人及老党员；拿出3000万元，成立文登红色公益基金，抢救红色文物；大力帮助贫困学生、扶困助教助医……坚持给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安排了1000多名残疾人就业（最多时达到1500多人）。

2020年疫情以来，威高员工从初一开始就进入战备状态，加班加点生产防疫物资，同时积极捐助医疗用品，党员干部踊跃捐款，捐助款物5000多万元。2021年，在河南发生洪涝灾害之时，威高还向河南捐助医疗物资1600多万元。

30多年来，威高累计捐款捐物10亿多元，帮助了一批批的弱势群体。

“良心、诚心、忠心”凝聚着员工，支撑着企业的快速成长，成为企业繁荣昌盛的强大动力。

“威高能发展到今天，是全体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决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威高这个企业，是全体威高人的，而不仅仅是股东的，更不是我个人的。只要把威高人全都凝聚起来，大家齐心努力往前奔，步子才能迈得更大，威高的明天才能走得更远，也才能更多地为社会谋福利。”陈学利这样解释自己当时的执念。

真正造福社会的企业和企业家，总是悲悯的。